看到敦煌鸣沙山取消万人演唱会的消息时，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莫高窟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篇资料是斯坦因写的《西域考古图记》。
我的手机屏幕上是退票粉丝的抱怨，还有短视频平台里配着激昂BGM的万人合唱过往画面。
而在屏幕上，则是百年前那个英国人对这片沙漠边缘地带死寂的描述。
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我脑海里撞了一下。
很多人对于这件事只觉得遗憾，觉得官方太过保守。
一片沙漠而已，风吹日晒几千年都过来了，还能被几万人的歌声震塌了不成？
我起初也有一丝疑惑，毕竟地方上搞文旅，当然是巴不得人越多越好。
能狠下心放弃这么大的流量，背后肯定有某种让人感到恐惧的硬性约束。
为了搞清楚这件事，我专门去查阅了一下关于鸣沙山和敦煌的相关资料。
结果，我看到了一个完全超出常规认知的、极其脆弱的敦煌。
沙子的呼吸与死亡
人们对沙漠最大的误解，是觉得它坚固。
因为宏大，所以坚固，但这是一种错觉。
在讲演唱会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鸣沙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
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，夹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。
千百年来，偏北风和偏东风在这里交汇，风卷着细沙，遇到党河故道的阻挡，动能减弱，沙粒日复一日地落下。
鸣沙山不是一块坚硬的石头，它是风与重力在千万年间达成的一个精妙的、动态的平衡体。
你如果抓起一把鸣沙山的沙子放在显微镜下看，会发现它们和海滩上的沙子不一样，这里的沙粒表面有极细微的孔洞，由于长期的风力分选，沙粒的粗细非常均匀。
这种特殊的结构，就是它能鸣的原因。
沙层在受到外部切应力时产生滑移，沙粒相互摩擦，那些微小的孔洞起到了共鸣箱的作用。
这听起来很浪漫，但很多地质学家看到的不是浪漫，而是临界状态。
鸣沙山的沙丘休止角（沙壁自然堆积不崩塌的最大角度）通常在32度到34度之间。
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值，如果超过这个角度，沙体就会发生重力崩塌。
在古代，这种平衡很少被打破。
古有记载：沙出壁下，鸣如雷声，其状如期。
五代时期的古人，把沙山的鸣响当成一种奇观，甚至还带有一点敬畏。
他们不知道共振原理，但他们知道这地方是有脾气的。
现在，我们把几万个带着强烈情绪的现代人，加上几百个大功率音响，突然塞进这个精妙的平衡体里。
几万人的脚步同时踩踏，低音炮产生的高能低频声波在山谷间回荡。
低频声波具有极强的穿透力，它会直接改变沙层内部的孔隙水压力和沙粒间的摩擦力。
所以这不是在唱歌，这是在给一座由松散沙粒构成的山体做高强度的振动试验。
当声波的频率与沙体的自振频率接近时，共振发生了，原本稳定的32度休止角会瞬间失效。
但如果只是一座孤立的沙山，塌了也就塌了，大风吹几年也许能补回来。
问题是，鸣沙山的东麓，贴着什么？
莫高窟的崖壁，撑不住现代人的狂欢
距离鸣沙山主峰不远，就是莫高窟。
在莫高窟中一些未修复的洞窟，崖壁上的砾岩酥软得像风干了十几年的饼干，稍有震动就会有细碎的粉末簌簌往下掉。
而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，这片崖体在地质学上叫酒泉系砾岩。
名字听着硬气，但这其实是一种半胶结状态的岩层。
通俗点说，就是泥沙和石子被大自然勉强捏合在一起，它们中间的缝隙很大，胶结物主要是钙质和泥质。
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乐尊和尚就是看中了这种岩石容易开凿的特点，在这里打下了第一个洞窟。
而容易开凿，就意味着材质松散。
所以古代的工匠在开凿时，常常会遇到崖壁坍塌的危险，于是为了加固，他们用了木桩、草泥。
但这种先天的脆弱是刻在基因里的。
宋代以后，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，敦煌逐渐被黄沙掩埋。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当王圆箓王道士雇人清理莫高窟时，积沙已经把很多底层的洞窟堵得严严实实，当时的那些沙子就是从鸣沙山上顺着风向滑落下来的。
所以，治沙，是几代敦煌研究院学者的梦魇。
他们在崖顶种草、拉防沙网，试图把这头随时可能吞噬莫高窟的沙怪挡在外面。
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搞万人演唱会？
声波和地表震动会沿着地层直接传导到莫高窟的崖壁上。
那些经历了千年风化、已经极度酥碱的壁画地仗层（壁画的基础层），那些依靠脆弱泥岩支撑的彩塑，面对这种持续数小时的高频震动，会发生什么？
微裂隙会扩展，壁画会空鼓、脱落。
但是这种破坏不是立刻发生的，它像是一种慢性毒药。
也许演唱会结束时，你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，但几个月后，某一场微风吹过，一块有着唐代仕女面容的壁画就会悄无声息地化为齑粉。
所以在我看来官方取消演唱会根本不是什么保守，而是在一场可能引发不可逆文物灾难的边缘紧急踩下了刹车。
这是一种充满了后怕的自救。
历史的消费极限
弄明白了这层物理与地质的关系，我心里其实堵得慌。
这几年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文旅亢奋里。
去一个有厚重历史的地方，安静地看、安静地感受，好像已经不够了。
非要搞出点大动静，非要沉浸式，非要在几千年的古迹旁边蹦迪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我们来过，才能在网上换取足够的点赞。
我回想起《汉书》里记载的那些驻守玉门关和阳关的戍卒。
他们在简牍上写下家书，抱怨这里的风沙连天，抱怨口粮里掺着沙子。
对他们来说，这片沙海是死亡的边缘，是命运的苦寒之地。
清代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径敦煌时，写下了长空不尽古今情的句子。
在面对黄沙时，古人感受到的是敬畏、是时间的无情，是个人在天地间的渺小。
而现在呢？
我们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把几万人舒舒服服地运到沙漠腹地。
用现代工业制造的音响设备，试图在声音上压倒千年的风沙。
我们把历史和自然，单纯地降格成了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布景板。
只要我爽了，管你这沙子会不会塌，管你那壁画会不会掉？
敦煌的脆弱恰恰映照出现代人欲望的无节制。
历史是有物理极限的。
莫高窟的承载量是有极限的，鸣沙山的平衡也是有极限的。
它们不是主题乐园里用钢筋水泥浇筑的假山，可以任由你插上各种大功率设备去折腾。
它们是活着的、正在老去的遗迹，每一阵风，每一声巨响，都在加速它们的消亡。
取消演唱会只是掀开了这个矛盾的一角。
在未来，这种冲突只会越来越多。
一边是日益膨胀的、需要寻找宣泄出口的现代大众消费需求；
另一边，是越来越脆弱、随时可能在一次过度开发中彻底毁掉的历史遗迹。
当这两者迎面相撞时，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？
我不知道答案。
我只知道，那天晚上，看完那些退票声明和抱怨后，我又翻开了一页敦煌遗书的影印本。
那是公元947年，一位名叫曹元忠的归义军节度使印造的《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》。
纸张边缘已经残破，墨色依然清晰。
它能在黑暗的藏经洞里躲过千年的战火与风沙，活到今天。
我希望它，还有那些洞窟里的神佛，不用在现代人的狂欢声中，走向粉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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